就算在荒野 也能踏出路来 — 专访陆汝钤院士
来源：科技日报 张盖伦
发布时间：2019 / 02 / 11
采访开始之前，陆汝钤仍在忙工作。
已经84岁的他，还保持着6点起床的习惯。作为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的一名研究员，陆汝钤至今仍在带学生，亲力亲为地给学生定选题、找突破口，梳理研究思路。
数十年来，陆汝钤在人工智能、知识工程和基于知识的软件工程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。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，他被授予首个吴文俊人工智能最高成就奖。吴文俊奖，也被誉为中国智能科学技术最高奖。
“有种惶恐的感觉。”陆汝钤说，“最近收到很多朋友、学生的祝贺，但我也在反思。”反思什么？陆汝钤停一下，似乎是怕听的人不信，加重语气说：“我自己确实有不足的地方，这不是客气话。”
他开始讲自己的不足：“有不少研究工作没有产生实际的经济或社会效益。”陆汝钤觉得遗憾，历届学生开发的程序没有被保留下来。自己提出过一些新的、有意思的概念，但每次做到一定程度，就又换了个题目。他诚恳地自我总结道：“这是我很大的一个问题。”
变换跑道，从数学转到计算机
陆汝钤的大学初记忆，是掌声、鲜花还有重托。
他是我国第一批公派留德学生。加上学语言，陆汝钤一下子就在德国待了六年。回国后，他被分配进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（以下简称数学所）。
不久后，陆汝钤就转变了自己的研究方向，自认当了“数学的逃兵”。那时，政治运动不停，总有人质疑，数学这抽象的东西究竟有什么用。陆汝钤琢磨后决定，干脆去搞计算机。
那时的计算机，是个不折不扣的前沿领域。国家封闭，和国际同行交流的机会少之又少。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有个内部阅览室，还有些资料能看。但资料也不多，要想看，得“快人一步”。于是，陆汝钤早早地便去候着，阅览室一开门，他就钻了进去。
“可以说是‘饥不择食’，我也不知道什么重要、什么不重要，就都看。慢慢摸索一段时间，才对计算机有了初步了解。”有数学功底做基础，陆汝钤转换跑道还不算困难。
让他印象深刻的是，数学所在上世纪70年代初迎来了一个令人兴奋的“大家伙”——一台国产晶体管计算机。它占地面积约10多平方米，每秒可进行三万次浮点运算，能存储8000个字节。用现在的眼光来看，这台计算机运算速度太慢，存储量也太小。但在当年，它可是香饽饽，中关村地区的高校和科研院所都会来所里租用。
而陆汝钤一脚踏入人工智能的“坑”，已经是上世纪70年代末。当时的理论界对人工智能反应平平，兴致不高。“他们普遍觉得人工智能有点忽悠，也确实有人就是把人工智能当幌子。”他说。
在国内，陆汝钤算是这条路上的先行者之一。他喜欢人工智能，认为人工智能可以让人们更好地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。
勇于创新，让知识工程邂逅艺术
知识工程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曾经帮人工智能走出了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低谷。
当年，人们对人工智能有些不切实际的幻想，认为计算机马上可以变得比人聪明，一些人甚至预言人工智能在上世纪80年代就能全面实现。预言破灭，又导致失望情绪蔓延，人工智能发展陷入低潮。“正是知识工程的出现，让人们看到了人工智能服务于社会的潜力。”陆汝钤说。
拿到吴文俊奖，陆汝钤在知识工程方面取得的系统性创新成就功不可没。
上世纪80年代，陆汝钤从国外教授作的报告中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。知识工程研究知识的表示、获取、转换、推理和应用。“知识工程被认为是一种经验学科。当初我们用的是符号推理，逻辑加上概率的计算，来解决人类想解决的智能问题。”他说。
1984年，陆汝钤设计了知识工程语言TUILI并主持了该语言的实现。TUILI是一种融合了谓词逻辑和产生式系统的模块化人工智能语言，具有自然的说明性知识表示方式，能运用多种智能策略实现数十种组合式推理。后来，陆汝钤又开发设计了大型专家系统开发环境“天马”，耗时4年。
“天马”是当时国内最大的专家系统开发环境。“长期以来，专家系统曾经是知识工程显示其社会效益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，但开发专家系统需要相应的理论和繁琐的编程技术。”陆汝钤说，“天马”提供了由一套工具组成的平台，它大大降低了专家系统的开发门槛，提高了专家系统的开发效率。
除此之外，陆汝钤还在艺术领域试水了知识工程。他主持研发了一套全过程计算机辅助动画自动生成系统。
动画片制作复杂，成本高、周期长，感慨过电视屏幕上国产动画片太少的陆汝钤想，能不能请人工智能来帮忙呢？
1989年，陆汝钤着手研究并逐步找到了一条可行的技术路线。从1990年开始，前后投入的总“兵力”达到50余人。1995年，团队研发出了一套可运行的软件系统，还做了几部被陆汝钤称作“比较粗糙”的动画片。
这款软件叫“天鹅”。它的神奇之处在于，能在动画知识库支持之下，理解以受限自然语言写的中文童话故事，并把它全过程自动转换为动画片。这样一来，计算机自己就能当编剧、导演和画师。
“不过，要真正把它做好，还需要大量投资。”陆汝钤的学生张松懋将这一技术应用到了中国古代建筑领域，利用动画形式将古代建筑的施工过程再现出来。
独立思考，坚持走自己的路
也有计算机专家认为，知识工程这一学科就要退出历史舞台。
但陆汝钤觉得，知识工程这一棵老树也能发新芽。“知识工程需要在三方面更新自己。”他一直在思考知识工程学科的发展方向，采访中，他告诉科技日报记者，知识工程要和互联网相结合，向全社会提供知识服务；知识工程要和大数据结合，形成“大知识工程”；要研究数字化的、可计算的知识工程。
“我每天都要看文献，不看文献就要落后了。”陆汝钤并不觉得自己能够一直吃老本，还得抓紧时间学习。他坦言，自己对统计智能和深度智能并不熟悉，“这方面我已经落后了”。
陆汝钤想给自己一个更纯粹的研究环境，他几乎不用手机。“不想让别人太容易找到我，不然思考老被打断。”他说。
现在的人工智能，已经不同以往。当年，陆汝钤以开拓者的姿态走进这一稍显冷清的领域；而现在，它已经热闹非凡，人声鼎沸。
陆汝钤一直对人工智能持有开放的态度。他说，人类生活对人工智能没有***，人工智能的更广泛应用，也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。但是，人永远都会比计算机更聪明。
现在的年轻人，也再不用像他当年一样，靠着几本有限的杂志和一台笨拙的计算机获取知识。“很多优秀的科学人才正在涌现。”陆汝钤说，“但相当一部分年轻人，还不太习惯独立思考，不太习惯走自己的路，总是满足于在别人的工作上做一点改进。”
他不希望这样。“在人家的基础上做改进的人，已经太多了。我前不久还跟我以前的学生聊天，谈到我们应该有学术自信，不要老跟在别人后面。”
“但学术自信也不是盲目自信，它的前提是——你要有做出正确判断的基本素养。具体到人工智能领域，那就是，你需要判断出什么事情是计算机在原则上能做到的，而什么是在可见的将来做不到的。只要大的方向正确，就可以尽情放飞想象力。”陆汝钤说。
“判断准了，就算现在是一片荒野、一片荆棘，你也一定能踏出一条路来。如果人家没有做的你就不能做，还要你干什么呢？”陆汝钤说得语重心长。
已经84岁的他，还保持着6点起床的习惯。作为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的一名研究员，陆汝钤至今仍在带学生，亲力亲为地给学生定选题、找突破口，梳理研究思路。
数十年来，陆汝钤在人工智能、知识工程和基于知识的软件工程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。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，他被授予首个吴文俊人工智能最高成就奖。吴文俊奖，也被誉为中国智能科学技术最高奖。
“有种惶恐的感觉。”陆汝钤说，“最近收到很多朋友、学生的祝贺，但我也在反思。”反思什么？陆汝钤停一下，似乎是怕听的人不信，加重语气说：“我自己确实有不足的地方，这不是客气话。”
他开始讲自己的不足：“有不少研究工作没有产生实际的经济或社会效益。”陆汝钤觉得遗憾，历届学生开发的程序没有被保留下来。自己提出过一些新的、有意思的概念，但每次做到一定程度，就又换了个题目。他诚恳地自我总结道：“这是我很大的一个问题。”
变换跑道，从数学转到计算机
陆汝钤的大学初记忆，是掌声、鲜花还有重托。
他是我国第一批公派留德学生。加上学语言，陆汝钤一下子就在德国待了六年。回国后，他被分配进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（以下简称数学所）。
不久后，陆汝钤就转变了自己的研究方向，自认当了“数学的逃兵”。那时，政治运动不停，总有人质疑，数学这抽象的东西究竟有什么用。陆汝钤琢磨后决定，干脆去搞计算机。
那时的计算机，是个不折不扣的前沿领域。国家封闭，和国际同行交流的机会少之又少。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有个内部阅览室，还有些资料能看。但资料也不多，要想看，得“快人一步”。于是，陆汝钤早早地便去候着，阅览室一开门，他就钻了进去。
“可以说是‘饥不择食’，我也不知道什么重要、什么不重要，就都看。慢慢摸索一段时间，才对计算机有了初步了解。”有数学功底做基础，陆汝钤转换跑道还不算困难。
让他印象深刻的是，数学所在上世纪70年代初迎来了一个令人兴奋的“大家伙”——一台国产晶体管计算机。它占地面积约10多平方米，每秒可进行三万次浮点运算，能存储8000个字节。用现在的眼光来看，这台计算机运算速度太慢，存储量也太小。但在当年，它可是香饽饽，中关村地区的高校和科研院所都会来所里租用。
而陆汝钤一脚踏入人工智能的“坑”，已经是上世纪70年代末。当时的理论界对人工智能反应平平，兴致不高。“他们普遍觉得人工智能有点忽悠，也确实有人就是把人工智能当幌子。”他说。
在国内，陆汝钤算是这条路上的先行者之一。他喜欢人工智能，认为人工智能可以让人们更好地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。
勇于创新，让知识工程邂逅艺术
知识工程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曾经帮人工智能走出了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低谷。
当年，人们对人工智能有些不切实际的幻想，认为计算机马上可以变得比人聪明，一些人甚至预言人工智能在上世纪80年代就能全面实现。预言破灭，又导致失望情绪蔓延，人工智能发展陷入低潮。“正是知识工程的出现，让人们看到了人工智能服务于社会的潜力。”陆汝钤说。
拿到吴文俊奖，陆汝钤在知识工程方面取得的系统性创新成就功不可没。
上世纪80年代，陆汝钤从国外教授作的报告中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。知识工程研究知识的表示、获取、转换、推理和应用。“知识工程被认为是一种经验学科。当初我们用的是符号推理，逻辑加上概率的计算，来解决人类想解决的智能问题。”他说。
1984年，陆汝钤设计了知识工程语言TUILI并主持了该语言的实现。TUILI是一种融合了谓词逻辑和产生式系统的模块化人工智能语言，具有自然的说明性知识表示方式，能运用多种智能策略实现数十种组合式推理。后来，陆汝钤又开发设计了大型专家系统开发环境“天马”，耗时4年。
“天马”是当时国内最大的专家系统开发环境。“长期以来，专家系统曾经是知识工程显示其社会效益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，但开发专家系统需要相应的理论和繁琐的编程技术。”陆汝钤说，“天马”提供了由一套工具组成的平台，它大大降低了专家系统的开发门槛，提高了专家系统的开发效率。
除此之外，陆汝钤还在艺术领域试水了知识工程。他主持研发了一套全过程计算机辅助动画自动生成系统。
动画片制作复杂，成本高、周期长，感慨过电视屏幕上国产动画片太少的陆汝钤想，能不能请人工智能来帮忙呢？
1989年，陆汝钤着手研究并逐步找到了一条可行的技术路线。从1990年开始，前后投入的总“兵力”达到50余人。1995年，团队研发出了一套可运行的软件系统，还做了几部被陆汝钤称作“比较粗糙”的动画片。
这款软件叫“天鹅”。它的神奇之处在于，能在动画知识库支持之下，理解以受限自然语言写的中文童话故事，并把它全过程自动转换为动画片。这样一来，计算机自己就能当编剧、导演和画师。
“不过，要真正把它做好，还需要大量投资。”陆汝钤的学生张松懋将这一技术应用到了中国古代建筑领域，利用动画形式将古代建筑的施工过程再现出来。
独立思考，坚持走自己的路
也有计算机专家认为，知识工程这一学科就要退出历史舞台。
但陆汝钤觉得，知识工程这一棵老树也能发新芽。“知识工程需要在三方面更新自己。”他一直在思考知识工程学科的发展方向，采访中，他告诉科技日报记者，知识工程要和互联网相结合，向全社会提供知识服务；知识工程要和大数据结合，形成“大知识工程”；要研究数字化的、可计算的知识工程。
“我每天都要看文献，不看文献就要落后了。”陆汝钤并不觉得自己能够一直吃老本，还得抓紧时间学习。他坦言，自己对统计智能和深度智能并不熟悉，“这方面我已经落后了”。
陆汝钤想给自己一个更纯粹的研究环境，他几乎不用手机。“不想让别人太容易找到我，不然思考老被打断。”他说。
现在的人工智能，已经不同以往。当年，陆汝钤以开拓者的姿态走进这一稍显冷清的领域；而现在，它已经热闹非凡，人声鼎沸。
陆汝钤一直对人工智能持有开放的态度。他说，人类生活对人工智能没有***，人工智能的更广泛应用，也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。但是，人永远都会比计算机更聪明。
现在的年轻人，也再不用像他当年一样，靠着几本有限的杂志和一台笨拙的计算机获取知识。“很多优秀的科学人才正在涌现。”陆汝钤说，“但相当一部分年轻人，还不太习惯独立思考，不太习惯走自己的路，总是满足于在别人的工作上做一点改进。”
他不希望这样。“在人家的基础上做改进的人，已经太多了。我前不久还跟我以前的学生聊天，谈到我们应该有学术自信，不要老跟在别人后面。”
“但学术自信也不是盲目自信，它的前提是——你要有做出正确判断的基本素养。具体到人工智能领域，那就是，你需要判断出什么事情是计算机在原则上能做到的，而什么是在可见的将来做不到的。只要大的方向正确，就可以尽情放飞想象力。”陆汝钤说。
“判断准了，就算现在是一片荒野、一片荆棘，你也一定能踏出一条路来。如果人家没有做的你就不能做，还要你干什么呢？”陆汝钤说得语重心长。
